欧宝体育平台 · 2022年7月14日 0

阿根廷:一个拒绝醒来的迷梦

2021年5月,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拉教科文中心联手发起一项“拉丁美洲知识启蒙”工程——“理解拉丁美洲”文库,以轻学术的风格向中国公众传播拉美知识。“理解拉丁美洲”文库由中拉教科文中心协调员郭存海博士和上海大学张琨副教授联合主编,可谓是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出版拉丁美洲历史人文主题的大型文库。“理解拉丁美洲”文库第一批8种,既有国外经典译本,也有国内学术新秀原创作品,这里预告和推介“文库”即将出版的第一本书《阿根廷迷思》。“理解拉丁美洲”文库欢迎读者继续推荐或自荐入库作品,也欢迎来函申请成为文库译者;来函请附翻译作品样本,联系邮箱:】

阿根廷圣马丁大学教授亚历杭德罗·格里姆森(Alejandro Grimson)是阿根廷著名的知识分子,他写过一本阿根廷家喻户晓的名作《阿根廷迷思 :我们眼中的自己》通过 14 个章节,介绍了阿根廷人的几十个流布甚广的观念,他称之为“阿根廷神话”,其实表达的是阿根廷人心底的各种困惑,涵盖了历史、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比如阿根廷是一个欧洲国家,还是一个美洲国家;阿根廷资源丰富,本应该成为澳大利亚或加拿大,但为什么没有;阿根廷没有种族主义,但为什么没有其他拉美国家那么多有色人种;探戈号称阿根廷的音乐符号, 但会跳探戈的人却很少……

作者痛惜于将近一个世纪的停滞,感叹阿根廷就像一个拒绝醒来的迷梦,不弄清楚阿根廷人到底是谁,这个国家就没有办法向前发展。

(本书为“理解拉丁美洲”文库的第一种。本文库为目前国内第一个系统出版拉丁美洲历史人文主题的大型文库,也是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拉教科文中心联手打造的“拉丁美洲知识启蒙”工程。)

您曾经有机会走出阿根廷吗?在别的国家,除了欣赏迷人的自然景色和旅游景观(例如海滩、雪原、玻璃橱窗或游乐园)外,您有没有结识当地居民呢?对我来说,最令我惊讶的事情之一,便是发现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居民会像阿根廷人这样讲尽自己国家的坏话,而且还是每天都讲。

在阿根廷,一想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一部分,进步的中间阶层就会心生恐惧,而这种恐惧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这两点促使我朝着不同方向思考了很多,这本书是对这些思考的结晶,也许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内容:对阿根廷的每日责骂,正是深沉的阿根廷民族性的体现。换句话说,我想要探究的是我们众多的“民族文化”和习以为常的日常仪式的意义究竟何在?为什么我们总会听别人或自己说 “这个国家就是坨狗屎”?为什么有时我们又会因为“至高的阿根廷民族性”而改口说“我们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

要找到其他的以自我贬辱为特点的文化并不容易,而找到终日坚称本国历届政府都恶贯满盈的国家也绝非易事。阿根廷人不会为特定的政府投票。那些不会为特定政府投票的人大都秉持这样一种观点:坐上总统宝座的人肯定全都心怀不轨,“他们肯定有所图谋”。阿根廷政治分析的一大特色就是坚持怀疑执政者另有图谋。这里,我不仅指的是我们这些无知的人随便坐在哪个街角或咖啡馆嚼舌根时说的话,还包括那些敏锐的记者、风光的知识分子和在超市里排队的人,他们同样会用十分奇诡的方式来辱骂执政者。最常被提及、流传最广的“图谋”就是指责他们“掠夺阿根廷”,还有就是那些执政者想要终结“资本主义”或“民主”,可是他们对何为资本主义、何为民主却没有清晰明确的认识。这些事情曾发生在伊里戈延、阿方辛和庇隆身上,也发生在基什内尔夫妇身上。

这种推定使阿根廷政治争论中很少有真正思想上的交流。我们依然记得,那些所谓的进步派记者不断强调卡洛斯·萨乌尔的西北部口音,或他声称曾读过苏格拉底的著作及博尔赫斯的长篇小说这些被当场打脸的错误,推测他被马蜂蜇了脸……以及许多类似的愚蠢论调(这些所谓进步人士最“爱国”、最恶劣的论调是吐槽卡洛斯·萨乌尔的拉里奥哈口音,竟然不宽容到这种地步)。针对基什内尔夫妇,他们也有类似的愚蠢言论:夫妻档,婚房,二人的穿衣品位,等等。

评价一届政府时,应当考量其实施的系列方针措施及推进过程。可是在这个充满激情又十分盲目的国家,能这样去客观评价的人太少了。面对这些政策,人们说不出自己是很喜欢、有些喜欢还是压根不感冒。在辱骂政府时,那些好政策也顺理成章变得糟糕起来——它们总会被披上机会主义的外衣,被认为是暗中交易或卑劣复仇的结果,仅仅是被用来强占敌对阵营阵地的工具,等等。在他们看来,坏政府永远做不出什么好事,而好政府也永远不会做坏事。前半句话在阿根廷人中间流传极广,后半句如果不是出自一些激进分子之口也很难令我接受。我们是推崇“万物皆恶”理念的狂热分子,这种狂热性是政治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它阻碍我们更客观地去分析中央政府、省政府、市政府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因此也阻碍了我们去理解那些给不同政府投票的人。

本书无意分析某个特定政府的好坏,而是希望改变这种文化。这样做的原因只有一个: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分析积极和消极的方面,就不可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请读者假想这样一种情况:把一个不那么激进的基什内尔主义者放在一个同样不那么激进的反基什内尔主义者身边,过不了多久您就会发现他们事实上在许多事情上都持相同观点,尽管他们绝不会承认,或说不会在内心深处承认。

您曾经上过足球场吗?这个问题其实无关紧要。只要知道怎么看足球比赛就够了,或者登录YouTube看看塔诺·帕斯曼的视频也行。在看足球比赛时,我们总会时时站起来大喊大叫挥舞手臂,喊着“犯规了”“点球”“给牌啊”。除非是大比分领先,其他时候我们总想让球员和裁判表现得更好些,希望判罚能更加“公正”(请好好理解“判罚”在这里的意思——就是“多偏袒我们一些”)。裁判除非做出明显偏袒我方的判罚,否则很难赢得我们的欢呼声。一切我们反感对方球队做的事情——犯规、小动作、假摔,我们却支持己方队员这么干。我们都是狂热分子,或者说,我们都是最糟糕的法官。但是,当然了,那只是场游戏罢了。但是在足球领域成百万上千万地烧钱也是事实,只不过它赌上的不是一个国家的命运而已。有时,我们会觉得国家的发展状况就像是场足球比赛,我们总心惊胆战:自己攻击性太强,但却不注重防守,很可能最终会输掉这场比赛。

请不要把这些文字当作是对足球的批判。文化常常会创造出一些仪式空间来供我们进行某些活动,这些活动在脱离特定环境之后就变得有害。在足球这一游戏空间里,我们不那么客观是可以理解甚至是有积极意义的。真正严重的问题是,我们以看球的心态去审视和分析阿根廷。

在我和年幼的孩子们的一场愉快对话中,曾经浮现出一个关键性问题。我爱人给儿子解释女性在某些社会中遭受压迫的状况。在听说如此多的不公和禁忌之后,他惊呆了,问道:“为什么她们愿意忍受呢?”可能有学科能回答这个问题。当然具体的科学知识对此无能为力。要是我们把奴隶制带来的压迫和羞辱罗列出来,类似于我儿子提出的那个问题同样会冒出来:为什么那些奴隶愿意忍受那一切呢?同样,这些疑问也可以被扩大到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关系上。

据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有一个答案可以回答所有类似疑惑:被掌控者只要相信掌控者在某方面高人一等,就会甘愿“忍受”屈辱,而非反抗。然而,如果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问题,每个问题可以有多种恰当答案,同一问题甚至没有统一答案。如果说关于奴隶制问题的答案能被所有人接受,我儿子提出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性别不公问题的答案就没有那么宽的接受度了。类似地,时至今日,依然有许多人认为关于殖民的问题是在吹毛求疵,因为野蛮人就理应高高兴兴地被改造成文明人,这样,他们至少能成为文明的野蛮人,但很遗憾这样的“成果”并不多见。

但是,每个社会都会出现一些问题,削弱本就脆弱的共识。在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里,这样的问题是:如果说每个公民的意见都和其他人的观点同样重要,为什么贫富差距还会持续扩大?换句话说,在一个民主社会,怎么可能一方面食物过剩,另一方面又出现贫困呢?

没人会试图用数学或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回答这样的问题,除非是妄图用达尔文主义来理解社会、推崇自然选择的老古董。在上述例子中,问题的答案掺杂了社会科学最复杂的内容:权力及其运转方式。如果对某个特定社会的某些少数人群或团体掌握的权力没有一定认识,就无法解释特诺奇蒂特兰城的陷落、性别不公问题或贫困问题。戳穿那些神话是引导社会和文化发生变革的必要条件。

我们先必须处理那些与社会形成相关的神话。在没有建立起独特身份之前,一个国家是无法发展和成长的,也必然无法深刻认识社会正义的内涵。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没有记忆就没有未来。我想通过本书指出:如果我们不先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就无法赢得更平等、更自由的未来。其中包括:这些参与国家决策的人到底是谁,阿根廷人到底是谁,阿根廷的居民到底是些什么人?

“我们是谁?”常有人喜欢用描述音乐、食物、神灵或英雄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但这样的回答显得很空洞。我们先要解释清楚为什么我们总是不像自己认为的那种人。这得推翻一些我们对自己的错误看法。我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研究来揭露被谬论掩盖许久的事实,如果无路可走,我可能还会采用某种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来完成这个目标。我明白,一定会有人对我提到的“谬论”一词心生不满,因为他们认为那些谬论就是真相。围绕“真相”问题,社会科学诸多理论已经进行过多番论战,不过有些情况是明白无误的:阿根廷绝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国家,当然也不是最好的国家,也不是没有印第安人和种族主义的国家。支持这些谬论的大有人在,这些说法被不断重提且愈演愈烈。但它们是错误的。有时,这些论断的反过来说倒是正确的:譬如阿根廷存在种族主义问题。不过有时候,事情要比把话反过来说更加复杂。

我选择了七十多个类似的“神话”来和大家讨论。并非只有这么多,而是我只能选择一部分,想到大约五十个观点后我就迫切想要和大家分享。(由于认为阅读此书可能会让读者产生同样的需求,我们特意设计了一个网站,每一个想到类似 阿根廷“神话”的朋友都可以把它记录到这个网站上:)。

那么,这些“神话”的选择标准是什么呢?我主要划为三类:第一类应该是那些我们在过去或当下每天都能听到的说法。第二类必须有众所周知的重要含义,比如危急时刻而说的口头禅。这两类神话不见得一定人尽皆知,但一定在文化领域占据重要地位。第三类是那些单纯被有权势的人士提出来的想法,他们的话分量重,值得被记录下来,这与它有多少支持者无关。本书只是想把那些大众信仰与社会科学的某些内容及其他有价值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您希望读到的是一部与每个神话的首创者、出现频率或来源相关的学术著作,那么现在就可以合上这本书了。而且,我还想尽可能地把这本书写得有趣一些。

这些我们创造的关于自己的神话,是必须面对且对抗的灾难。阿根廷文化就建立在这些谎言之上,它们也是我们政治文化的根基之一。与这些根深蒂固的神话相对立的,不仅有数据和事实,也有道德、思想和逻辑上的立场。为了构建起另一种(健康的)政治文化,我们必须对这些神话进行解码。

我们心系祖国,但必须抛弃对国家的悲观态度。我们尝试问自己,到底怎样的道路才能使所有阿根廷人摆脱困境,想到了多种答案,它们之间有的是冲突关系;有的不那么对立,比如公共教育、公平、制度、人权、科技革新。可所有这些道路都无法避开一个根本性问题:如果说一个国家连自己是谁都还没有搞清楚,或者它对自己只抱有一种模糊的印象,又怎么可能知道自己想要变成什么样子呢?

阿根廷在这方面的问题异常尖锐:我们拥有的这个国家和我们自认为拥有的那种国家天差地别。这不仅与我们对大国地位的着迷有关,也与对衰落形象的过分夸大有关,后者的程度更甚。这些形象构成了诸多障碍,阻碍我们认实的自我。阿根廷两百年的历史应该找到现实主义式的平衡点,也要求我们对失败的原因进行反思,并思考设计未来发展方案的经济、文化资源到底有哪些。

一些事实很有说服力:在拉丁美洲(或在其他地区),阿根廷的典型形象是高傲、卖弄。我们不应将之简单理解为对自己国家的偏见,实际上这只是把我们给其他国家和群体下定义的经典方式用到自己身上罢了——人们总是爱选取某些人群的特点,推而广之、以偏概全,认定为一个国家的特点。不过,现在,请允许我指出这种歪曲事实的做法也有其合理之处:阿根廷精英们曾试图通过创造一种高傲神话来建设这个国家,可能我们的同胞把这种姿态带到了海外。要想用阿根廷拼图来拼出另一种国家形象的话,“拉丁美洲的欧洲飞地”“阿根廷人都是乘船而来的移民的子孙”“阿根廷是世界粮仓”……这些类似的“强大的阿根廷神话”必须被戳穿。

从那些畸形的幻想中生出了一个让人恼火的问题,它涉及我们“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和“如今是什么样子”,这个问题长久困扰着我们。我们仿佛命中注定要成为欧洲式的国家:当然不是变成如今的希腊及其周边地区,也不能变成危机时代的西班牙或巴黎郊区的边缘化社区。欧洲地区的形象是人们借由某些零散信息炮制出来的。因此,人们认为阿根廷就是要变成巴黎市中心的样子。这可能也是巴黎其他城区和法国其他城市的梦想,甚至有些欧洲国家也有同样空虚又虚荣的愿望。虽然我们存有这种过分的幻想,但走过的政治道路却总是与其相去甚远。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愈发相信阿根廷人有一种伟大的天命,只不过还没能实现罢了,每过一个10年,我们就离那种幻想更远了一些。这种失败的诱因要么神秘莫测,要么就该归罪到这些或那些人头上。

想要搞清楚我们的本质、寻求失败原因的执念,就源于此。那种执念驱使我们发现,在我们国家发展最迅猛的事业竟然是“编织神话”,那些神话与我们的自然本质、DNA、天生特点有关:我们就应该是欧洲人、天才、冠军、腐败分子、懦夫、受害者诸如此类,无穷无尽。整个国家的人都在不断地自我羞辱,但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强国梦或强国执念。每个神话都可能会给我们下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我们的本质是好的,但又是不幸的——这是我们的宿命。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发现自己的本质究竟如何,这样才能对这一切悲惨命运、对无可避免的现实有清醒认识,然后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如果真有人能改变这一切,那么毫无疑问,他配得上“拯救者”的称号。

正因如此,大部头著作层出不穷,专门探析那些胡言乱语之辞,例如解释我们的基因问题或民族性分裂问题。于是许多神话开始流行起来,那些精装书被摆放在书架上,挨着许多关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形势的大作。可能出于偏见,这些著作的声音不总是能被人听见,哪怕被听到了,也和社会上流行的信仰差异不大,更谈不上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生活了,而这些生活模式是一个国家通过教育、媒体、政治、司法、社会组织和国家行为塑造而成的。

全民性的自我羞辱书籍滋养了建立在一些无知观点基础上的地方主义神话:阿根廷是这个星球上最糟糕的国家,或者至少在那些值得拿来对比的国家中,阿根廷是最差劲的;阿根廷的一切都今不如昔。这些关于国家本质的断言造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人们撰写、阅读成千上万页的文字,试图搞明白我们为什么注定要失败。乍看上去,这是世界主义的、现代的、自我批评式的、反民族主义的论断,但因为来自一种经典的阿根廷式思想——既然我们不是最好的国家(这一点显而易见),那么我们就是最差的那个(这个结论错误又荒唐),所以,它们实际上造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文化民族主义。这些压根就不是与其他社会对比之后得出的结论,而是源自对周边国家愚蠢的无知。它们也根本就不“现代”,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各种颓废主义的变体罢了。

不过,提出身份问题是合情合理的。事实上,搞清楚自己到底是谁,是阿根廷畅想和规划未来道路的必要前提。但是,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答案,也没有简单答案。这本书会提到一些数据、一些解读,能够做到这一点,我必须感谢那些流传不广的研究著作——我之所以能提出一些新问题,是它们提供了支持。我希望通过这本书引发讨论,而非终结争论。我希望从既有信息出发——忽略它们意味着对我们国家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视而不见。